泉州先生李玉昆在历史的经纬中摸索真谛
李玉昆先生虽年过八旬,仍没有停下学术研究的步履。(陈起拓摄)
人物简介
李玉昆,年生,泉州南安人,文博研究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年被分配到河南省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年调至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主要从事泉州海外交通史和地方史研究。主要著作有《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泉州民间信仰》《妈祖史迹研究》《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李玉昆文史类稿》《耕海集》等。在《世界宗教研究》《国际汉学》《中国航海》《佛学研究》《海交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18:26□记者吴拏云
年李玉昆到斯里兰卡考察(李玉昆供图)
他为人谦恭,不争名于朝,不求利于市,甘心寂寞,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在当前的学术界,我不敢说他是代表多数人,但是,他不沽名钓誉,不显山露水,不把学术研究当敲门砖,这不能不说他是真正潜心于学术研究的代表之一。
——《妈祖史迹研究·序》许在全(已故)
李玉昆先生潜心学术研究(陈起拓摄)
1.看过您的简历,您出身于南安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在农村读的小学,但初中便就读于城内的泉州二中(今培元中学),后在泉州高级中学(今泉州五中)读的高中,再后来通过高考考入北京大学,成了令人羡慕的国内顶级院校的才子。感觉就是一部寒门子弟崛起的奋斗史,在这过程中您一定吃了很多苦吧?能跟我们谈谈早年的学业历程吗?
李玉昆:我小学时是读了两个学校的,一至四年级在一所学校读,但它没有五、六年级,不得已只能转到另一所学校接着读。学校离家有两三里地,当时上学都是走路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上学。后来到泉州城内念初中、高中时,学校离家就更远了,足有20多里地,照样还得走路上学,风雨无阻。
我是在泉州二中(今培元中学)和泉州高级中学(今泉州五中)读完中学,虽然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但那也是一种磨炼,促使我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这对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是有好处的。
2.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始于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史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建立的史学教育科系。您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了历史系?
李玉昆:那时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家是在农村(家境较为清贫),高中毕业以后我只想着到大学念两年(就能出来找工作)。年高考填报志愿还是分“省内”和“省外”来填的,我着重考虑的是省内院校,最想报考的是师范学院的政教系或者中文系,因为师范类高校只要读两年后就能毕业从事工作,这样一来就能减轻家里的负担。但造化弄人,省外的第一志愿我填报了北大历史系,结果竟真的被录取到了北大。当时的确没有什么选择历史系的想法,纯粹是赶巧蒙上了。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后,我父母都说:“要去上!”鼓励我上京就读。那我也只能听从。
北大历史系在当时应该说是全国比较知名的院系,很多有名的教授为我们讲课。讲通史的,讲专门史课的……都是一些有名的教授,比如翦伯赞当时是系主任,后来成为北大副校长;汪籛是搞隋唐史研究的,很有名,给我们开隋唐史课;开宋史课的邓广铭,亦是宋史研究的名家;明清史学由许大龄开教;还有名师商鸿逵,他知识非常渊博,给我们讲历史文选。系里一些当时的青年教师如吴宗国等,现在亦是知名教授。那几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习还算顺利。可是年5月,临近毕业时,突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届的毕业就一直被悬空着。直到年8月,终于等来工作上的分配。
在北大期间,应该说是打下了较为可靠的基础。个人觉得在大学里主要还是学一个门道,等到工作以后,才有机会通过真正的实践来检验我们的学习成果。
3.年,您被分配至河南省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具体从事哪方面的业务?河南是文物大省,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在龙门文物保护所工作的这段经历,对您知识、经验方面的积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这部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刊发的?
李玉昆:我年(被分配)到洛阳龙门文物保护所(简称龙门文保所)工作时,当时所里才十几个人,工作、生活条件很艰苦。我在龙门长达12年,实际上是在那当个“牛郎”,因为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农村,形成两地分居的局面,一个人孤零零在那里。单位条件简陋,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就住在“宾阳洞”外,该洞窟由三个洞(宾阳中洞、宾阳北洞、宾阳南洞)组成的,始凿于北魏时期。文物保护所在洞窟外搭了屋子,北边三间屋,南边也三间屋,中间留了个接待室。我就住在北边的屋子里,伴着古佛青灯度过很长一段日子,甚至可以说是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如今那些屋子早就被拆掉了,成了记忆的一部分。
在龙门时,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把龙门石窟两山造像的碑刻题记都给记录了下来。龙门石窟是中国石窟寺最大的摩崖古碑林,碑刻题记多达三四千块。刚到龙门文保所时,所里文献资料匮乏,全所仅有7部书,包括《洛阳县志》《金石萃编》等。还有一部书是日本人年出的,当时日本派人来龙门雇佣工匠为石窟拓片,仅在龙门待了7天,回去后便出了这部关于龙门石窟研究的书。所以此书纰漏百出,出现把洞窟张冠李戴、拓片收录不全等问题。文保所里还有一部《大藏经》的始撰本,这部经书原本是白马寺的,有同事把这部书借来了,成了所里的“珍宝”。总而言之,文保所当时的家底实在太薄了。
为完善龙门石窟资料,所里最初创建了一支工作组,决心要把龙门石窟两山造像碑刻题记搜集回来。工作组成员进行了分工,有负责拓片的,有负责记录的,还有拍照的,等等。但没过多久,由于各种原因,工作组解散了。只剩下我带着拓工,沿着伊河两岸,逐一搜集抄录石窟造像的碑刻题。年我调回泉州工作,但这项工作还没有收尾。后来我应邀又回了一趟龙门,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手头上所有的石窟资料整理好,并转交给了龙门文保所。年,日本的平凡社与中国文物出版社要合作出一套关于中国石窟的丛书,龙门石窟的内容也要出。当时龙门研究所的所长温玉成,致电给我,让我去首都北京参加丛书的策划工作。在首都,我们专门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宿白教授,他是考古界非常有名的专家,咨询他的建议。宿白教授提醒说现在是20世纪了,我们不能再走古人的老路了,专业的书籍要体现更多的知识点。他建议我们在龙门石窟两山的测绘图里,将每个洞窟的位置在哪一一标注出来,包括每个造像碑刻、题记属于哪个洞窟都要注明,让人能一目了然。在没有完成前期资料积累时,让我们不要急于出版。于是,该书的出版就先暂停了下来。后来,龙门文保所的下一任所长刘景龙,请郑州测绘学院将龙门石窟两山内所有的洞窟位置都给予测绘、编码,标注于图纸上。而后,刘所长打电话给我,让我再次前去参加龙门石窟书籍的编辑工作。当时我也提了一个要求称我在龙门石窟工作多年,把自己的心得整理成了一篇文章——《龙门石窟造像题记的史料价值》,这次出书能不能把我这篇文章也收录进去。刘所长满口答应了。于是我再次前往龙门,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各个洞窟的造像碑刻题记按照洞窟的分布归类,再后来《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这部书由中国文物出版社知名专家黄文焜编辑,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刊刻发行。通过这部书的出版我就发现,真正想要做好学问,搜集资料是很艰难的事,完善学问的过程更是充满艰辛。当时我们搜集的碑刻题记约方。这几年随着一些洞窟的重见天日,又发现不少新的碑刻题记,龙门石窟的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中。
李玉昆在龙门石窟的工作照(李玉昆供图)
陪同厦大历史系傅衣凌教授等专家在龙门石窟考察(李玉昆供图)
4.年,您调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海交馆)工作。后来为了出版《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内部刊物),您不辞辛劳走访了很多乡镇、村落,也采访了泉州地方几大望族,为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如今回忆,有记忆深刻的故事吗?
李玉昆:我刚调到泉州海交馆时,馆长是林文明。他虽然是工农干部,但十分敬业。他在担任馆长期间,组织海交馆工作人员进行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出版《泉州海外交通史迹调查资料》,一共出了九期。我参加了其中南安丰州史迹的调查。当时去丰州桃源,为了开展调查,我们借了当地人的房子住,吃饭则是在公社里头。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到九日山的调查,那时我们试着将山上所有的碑刻题记都抄录一遍。对于九日山祈风石刻到底有多少段,我们也进行了研究。之前有资料说是十三段,但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真正的祈风石刻仅有十段。另有三段不能算是祈风石刻,但确是市舶司官员到九日山游览后留下的。后来学术界也接受了我们这个观点。九日山祈风石刻在泉州海外交通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这个发现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还把自己在九日山上抄录下来的碑刻题记的文字,与前人发表过的进行了对比,从而发现某些错漏之处。我便把这些需要修订的地方整理出来,发表在了《泉州文史》上。我认为,海外交通史迹调查活动对于海外交通史迹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这类实地考古调查,往往能让人们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丰州,除了九日山外,我们还调查了延福寺、昭惠庙、桃源宫、莲花峰、桃源村等,找到了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史迹。在金鸡桥等地,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这些都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很有帮助。
当然,那时海交馆调查的专题不仅限于丰州一地了,还有东海一带的,还有关于外销瓷的,还有华侨史的,以及蒲寿庚这样的历史人物调查等。
5.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交馆还曾组织全国天妃史迹调查,您也参与其中,最终还撰写、出版了《妈祖史迹研究》一书,能谈谈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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