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帝国三部曲作者郑非在一个成功

记者

实习记者赵钊记者潘文捷

编辑

黄月

在经典电影《茜茜公主》中，巴伐利亚公爵之女茜茜远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茜茜和匈牙利贵族一同起舞的场景成为奥匈两族关系转折的标志，并促成了年奥匈帝国的诞生，她也因此被加冕成为奥地利帝国皇后兼匈牙利王后以及波希米亚及克罗地亚王后。尽管电影被不可避免注入了后人对帝国时代的浪漫想象，但我们仍可从茜茜的故事一窥近代帝国内部多元且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帝国政府如何“统治不可统治之地”，以应对多元社会纷争。

帝国不是民族国家的对立面，而是在历史的长时段中历经成功的征服、殖民与政治操作的结果。在帝国的历史上，无论是英、法等海洋殖民帝国，还是俄、奥这些传统的大陆型帝国，都面对着族群冲突难以协调的局面。郑非援引美国东方学研究者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帝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界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帝国内部不断激化的政治冲突在划清社会界限的同时，也将地方社群不断“民族化”，结果便是不同群体在语言、宗教和族性之上构建出各自的身份认同与情感。

尽管帝国时代早已远去，但是其遗留的矛盾和危机仍然牵绊着现代民族国家。从早期族裔飞地与宗主国的冲突，到如今的全民公投、疫苗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很多社会问题仍在以族群问题的方式展现出来。我们要如何理解中心与边缘、分歧与冲突？民族的划分方式会加剧国家内部的政治化吗？群族的边界是否一定指向冲突与分裂而非弥合与团结？民族主义作为西方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用和解释？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的青年学者郑非，立足于比较政治和族群研究，重新思考了“帝国的统治之道”这一历史问题。他业已出版的《帝国三部曲》前两卷《帝国的技艺》和《帝国的失败》，为读者提供了在民族主义叙事中想象前现代帝国的视角。

郑非受访人供图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郑非进行了专访，试图以思考帝国的崩溃帮助现代民族国家避免策略建构的失当，以及帮助21世纪的多民族国家理解自己的疆域、民族与认同，体会过去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

01分歧与冲突是合乎自然的常态

界面文化：你如何理解前现代的帝国，尤其是古代帝国与近代帝国的区别？

郑非：美国著名东方学研究者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说道：“帝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和人类社会的界线。它也代表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最大限度。”古代帝国的界限和近代帝国的界限不一样。古代帝国的界限需要考虑征服地区的自然资源、战略意义，及本地族群既有的组织结构、军事技能等；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条件的进步，帝国征服不再受地域限制，但是需要考虑“合法性”这一统治难题。

比如美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就有了成为新帝国的潜力，但是它的实际扩张却比预想的要缓慢得多，因为它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宪法事实上是否容许领土扩张；如果有，以什么形式、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条件或限制，通过哪些体制、机制；新领土上的管理机构是否与其他联邦权力机关受到同样的宪法限制；结构性原则如权力分立或联邦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获得领土和进行管理的方式等等。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年

这里发生的问题是，古代帝国的整合往往是靠某种人事吸纳政策，但是近代帝国要整合，仅仅靠人事吸纳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英、法等海洋殖民帝国，还是奥、俄这些传统的大陆型帝国，都遭遇到了我在《帝国的技艺》一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帝国压力”。一般说来，当近代帝国发展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帝国的统治者们就会日益觉察到中心的约束——一方面，帝国统治者在核心区的统治日益需要依赖一套被大众认可或接受的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帝国中心的人群中也会提出“帝国属于谁”的问题（帝国属于哪个阶层、什么集团、为谁牟利），从而对帝国提出要求，要求帝国为他们所用，为他们提供服务，这将迫使帝国统治者不得不在各人群间做出选择、弃卒保帅——这些压力和约束古代帝国是不会有的。

《帝国的技艺：统治不可统治之地》郑非著一頁folio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1-1

界面文化：你基于对近代帝国的研究提出了几个假设，其中一个是“帝国构建模式本身是复杂的，并不一定是一个由帝国中心出发对边缘区、社群进行管制的同心圆”。我们怎样借助“同心圆”理解近代帝国？

郑非：我很喜欢英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埃德蒙·柏克的作品，他论述美国革命的许多观点我都耳熟能详。比如他有一次在论述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时说道，“统一”与“一致”总是暂时的、相对的，“分歧”与“冲突”才是合乎自然的常态。如果我们从这种冲突观来看待帝国内部关系，当然就应该先去看有什么政治程序来调解、控制这种冲突。中心-边缘的冲突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地区间的，一种是社群间的。这两种冲突有的时候合一，有的时候则可以分离。帝国政治结构的制度化水平，和帝国的社群关系处置思路就是为了对应这两种不同的冲突。

帝国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我引用《大英百科全书》上的说法来解释，即帝国边缘的团体、个人地位也可以很不一样，有些边缘人能够参与帝国中心/本部和主权当局的决策和资源分配，有些则只能旁观，甚至遭到公开的歧视和剥削……在大多数情况下，帝国中心/本部有着中央集权政府、差异化的经济和共享的政治忠诚，而边缘地区则有着软弱的政府、去差异化的经济和高度分化的政治忠诚。

在鄙著所涉及的英、法、奥、俄四个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纯粹等级式、从内向外管制的同心圆，等级与管制似乎不可兼得。无论是什么帝国，似乎都要在某种程度、领域获得边缘地区和社群的配合。在传统的大陆型帝国，如奥、俄，对边缘地区通常都要持某种特殊优待政策，实际上也允许多头林立。在海洋殖民帝国，如英、法，尽管母国对属地要有更大的政治、经济、社会与心理优势，但也没有同时实现这两者。英国人宁愿同殖民地之间保持某种社会距离，其代价就是其殖民地本土居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自行其是，不受干预。法国人管制的厉害，但却对政治平等非常的看重。

因此，我认为以目前的研究来看，帝国内部一定是多中心的。

界面文化：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提到：“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在帝国内部的边缘地区，各族群空间之间的“空间间隙”或叠合的民族边界在帝国管理结构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郑非：已故美国社会学家罗杰·古尔德在《起义者的认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参与认同/身份（participationidentity），即“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抗争活动中对特定的规范和工具性呼吁作出反应的社会认同/身份”。简单一点说就是，人的身份/认同千千万万，具体到特定一件事上，触动人们去行动的那个认同/身份就是所谓“参与认同/身份”。

这种参与认同/身份看起来是个人从不同身份/认同中选择而来，实则是有一道主客观夹杂的过滤机制。古尔德对此过滤机制的解释是：首先，具体的抗争与冲突要能够合理地用该身份/认同与他者的冲突来解释；其次，被动员者要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觉察/体验到该身份/认同所代表的那个共同体。在关键事件发生时，那种社会关系网契合的最完美的身份/认同将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动员力。从这个角度讲，古尔德并不主张那种预定的结构主义，而是认为，在人的行动中，身份/认同是根据环境不断重建的东西，并不遵循任何预先确定的路径。

古尔德的这个解释同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以及王明珂的“族群边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人都强调认同的可变性，它区分敌我的功能，以及其对环境、事件的依赖。巴斯曾在研究中指出，人们过去所普遍相信的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社会隔离和语言障碍在各人群之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与其说各人群像一个个孤岛彼此隔离存在，倒不如说各人群像大陆板块一样彼此碰撞、渗透。在这些大陆板块上存在无数细小的裂缝，人们完全可以任意选定这条裂缝或那条裂缝作为一块大陆的边界。所以，族群是一个自我归类过程的结果。王明珂也对族群边界论有过精彩总结，他认为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等在内的“内涵”。一个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边界，而主要指“社会边界”。

我们常常谈到帝国边缘地方的民族主义对帝国形成的挑战，但事实上，帝国边缘的民族主义更类似于某种参与认同的唤醒，是帝国内部先在的冲突赋予了民族边界以重量，而不是反过来的。比方说有人将美国革命归结为美利坚人认同、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出现。在18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新人群的存在，已经被人们所意识到（或者创造出来了）。但是这种“美利坚”认同在当时是否同英国认同有冲突，是很难说的。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指出，美利坚独特感的形成丝毫没有妨碍北美人对英格兰民族及其民族认同的忠诚，二者反映的并非分裂的忠诚，而是位于同心圆上的忠诚。两者并不矛盾，正如一个家庭成员、一个城市居民或一个国家公民之间没有矛盾一样。所以其实是革命形势让美利坚民族主义浮现出来，成为一种动员工具，而不是反过来的。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年

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成功的帝国里，各民族的边界都应该在沉睡中。它在那里，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帝国内部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冲突可以用它来解释。

02边缘群体与中心群体之间不一定存在无法弥合的区隔

界面文化：身份认同是民族国家兴起的前提，民族、族裔、族群等涉及群体划分的词语复杂且容易产生歧义，你如何理解他们的区别？

郑非：一般来说，民族和族群的区别是民族有更多的政治民主主义，族群更偏向于社群（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z/2287.html